一篇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体验当外卖员的文章，日前引起热议。邢斌提到自己曾一个月派送2000余单，对此，有网友质疑派单数量的真实性。更有外卖站点负责这个的人说，“邢老师跑的是众包（兼职跑单）骑手，一个月多一点时间，我从系统查了，一共就送了365笔订单”。9月3日晚，邢斌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称，“2000余单”并非是精算的结果。
邢斌向记者介绍，今年8月底，他受到作家好友王兆军的邀请，在学术沙龙上分享了自己在2022年12月体验当外卖员的经历。邢斌表示，“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最好，没准备什么大纲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”。
在沙龙中，邢斌提到，自己注册了多个平台的骑手，一个月送了2000余单，接触了几百个商家，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，月收入7000元。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、步行32000步、爬110层楼。“所以，我那个月微信运动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。”
此言一出引发不少议论。当地的外卖站点负责人和记者说，“邢老师跑的是众包（兼职跑单）骑手，一个月多一点时间，我从系统里查了，一共就送了365笔订单，并不是文章里说的2000多单。”其提供的系统后台截图显示，邢斌跑的是兼职众包骑手，可随时上线笔订单，最终提现4348.34元。
对此，邢斌向记者坦陈，“2000余单”并非是精算的结果。“我主要记录的是我今天干了几个小时，然后拿到了多少钱”。记者也注意到，在沙龙中，邢斌曾提及自己为完成体验，当时注册了多家平台，并讲述了平台之间的不同。
前述外卖站点负责的人介绍说，站里有三年经验的专送老骑手，一个月不间断地跑也只能跑1000出头的单量。“他作为一个新人，只是众包，中午高峰期不跑，一个月2000多单这一个数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就算他注册了多个平台，这一个数字也不太可能”。
1976年出生的邢斌是临沂大学文学院的一名讲师，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、中国当代文学。最近在临沂东夷书院的一场分享活动上，邢斌讲述了自己去年冬天在临沂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的经历，随即引发关注。
邢斌说，他有本职工作，只能干业余的众包。“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，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，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，或者两三点。夜里给钱多一些，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。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、跑到方城、跑到兰陵村子里、跑到沂南山里面，都是乡间小路，都是骑摩托。太黑，灯照不远，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。一过长春路，夜里都是大货车，擦身而过，心里也打怵。送完货，骑车回来，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。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，就把车停在田里，绕着跑了一阵，看看高德地图，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，回家还很漫长。”
根据他的统计，一个月，他送了2000多单，接触了几百个商家，敲响了2000多扇房门。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、步行32000步、爬110层楼。综合算下来，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，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。
具体而言，平均每单3.5元，要取货送货2+3公里，取货平均等5分钟，骑车8分钟，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，共20分钟。一小时3单，10.5元。一次送3单，排列好次序，能节省1/3时间，但会被催。一小时能送4-5单，15.75元。一次送5单，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。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。基本上就是极限值。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，一小时还是送5-6单，19.25元。
“我无心于调查，就是想体验体验。”邢斌在分享时提到，2022年很特殊，一份报道里讲，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。另一份报道又说，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，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，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。究竟哪个是真的？
在此次体验中，邢斌说，他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“身份”究竟是怎样的处境，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、应对、反刍这些遭遇的。肉体受罪是一方面，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；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。
据他回忆，基本上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，商家、顾客，尤其是保安。“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，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。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，不让我进。我说我是业主，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，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得起房，是个人物。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。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，后来慢慢都忘了。”
他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，“这一个月，我送了两千多单，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。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。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，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。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。还有一位，也是女士，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。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，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。还有一对夫妻，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，心脑血管疾病中心。我把他们给老人的餐洒了一些，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。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，又打赏了我10块钱。”
“这一单完成得很好，很完美。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，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。你只好停下了点击。第二天就会被罚款：异地点击送达，或者超时点击送达。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，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，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。投诉无效。还有一次申诉机会。再次申诉也秒回，无效。打人工客服电话，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。联系上了，还是同样的回复。”
邢斌说，这样的情况他一个月遇到两次，程序完全一样，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，完全是摆设。“我最后对人工客服说，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。没用，依旧扣钱。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，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。”
送外卖的这一个月里，邢斌见到了3名女性外卖员，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。在邢斌看来，“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、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，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。春节过后，我离开了外卖队伍，但在路上我还是第一要注意到他们的身影。最近几个月，我看到了慢慢的变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。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，他们也离不开这三四千块钱的收入。家里的孩子、病床上的老人、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……都在提醒着他们：跑起来，快些跑！”
在邢斌看来，这些外卖公司很特殊。它的一切设计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，变得更精密、更准确，“恰好”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，“恰好”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，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、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。
接受《北京青年报》采访时，邢斌表示，“我做的只是一件小事，我没有告诉过我的父母，也没有跟学生们说过。这次是主办讲座的王兆军老师邀请我，我才决定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这段经历。”
“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，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的话，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。”邢斌介绍，这次体验过后，他更加理解了外卖员，明白他们挣钱有多么辛苦。“以前我在写作时，看到是外卖员来的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，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，因为我明白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我也希望社会能更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，对他们多一些共情，让这个社会能更美好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