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普通中国人来说，高考最后一门收卷的那一刻，便是「阶层跃迁」这款游戏的开始。
大多数平凡的家庭，都试图沿着同一条路拾级而上。小学初中高中、周考月考期末考、辅导班、补习课、学区房……城市中产里盛产海淀妈妈，乡镇家庭就只能多买几套黄冈密卷，然后熬过12年光阴，参赛者在同一天开始涂答题卡。
人们会对「阶层跃迁」产生无限焦虑，但又对没有这款游戏的日子感到心有余悸。在改开前，中国社会只有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“两阶级，一阶层”，个人努力在常常在时代前被轻易粉碎。那是一整代人的梦魇。
恢复高考之后，不用“基层推荐”，不用“领导批准”，全看个人努力，历经弯路的普通人发现终于命运可以不再全部操决于他人，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阶层分化便由一场考试轻轻撬动，而对它的全民信仰则一直延续至今。
很多刚爬出坑的学子和家长，马上便会栽倒在第二关——选专业的门前栽跟头。人们总是一边怀着“男女都怕入错行”的警惕，一边依赖于低劣的网络信息、局限的认知能力，以及身边250个亲戚的道听途，说来框定自己一生的赛道。
如果说高考分数决定了人生起点，个人努力决定人生加速度，志愿和专业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赛道。过去几十年里，相同家境、相同分数、相同努力程度的人，仅仅因为专业的差别而出现巨大人生落差的人，数不胜数。
高考志愿的背后，是一个个真实的产业。如果仔细拆解，就会发现有的行业长坡后雪，待遇薪资向来都位于前列；有的行业大器晚成，熬过几十年冷板凳后才枯木逢春；有的行业盛极而衰，学子参照着过往经验入坑，最终后悔莫及。
一方面，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地发展了四十年，即使随便填写专业，也能坐着电梯获取时代的β；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总结了过去四十年5种嵌入历史进程的专业，它们带来显著的α。当然，这种α需要与之契合的个人努力，才会兑现。
1984年，香港新鸿基拿下外滩一块地皮，用22个月建起上海第一座百米现代写字楼：联谊大厦。
竣工半年前，联谊的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，三菱商事、通用电气、IBM、惠普、花旗银行、三洋电机等大型外企鱼贯而入，有公司排队一年才抢到办公室。建成一年左右，外企们的交租（还都是宝贵的外汇），就填平了建造费用。
在市场经济草莽年代，「外企」是一个新鲜且性感词汇。高薪、假期、补贴、跨国出差、空中飞人、五星级酒店……等一系列远超国企民企的待遇，让学生们见识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。80年代开始，跨国外企成为就业市场的明珠。
去联谊大厦上班，一度是80年代上海大学生的憧憬——外企白领穿着时髦西装，出入有友谊车队轿车接送，拿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进口香烟，二楼的香格里拉餐厅吃牛排。站在28楼的楼顶，能够眺望对面尚是一片荒芜的陆家嘴。
在北京，去东三环大北窑上班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，这片日后被称为“国贸”的区域，集中了惠普、摩托罗拉等最早入华的一批外企，60%以上的外商驻京机构选择驻扎与此。由于高端商场林立，一度被戏称为“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”。
北京椿树医院护士吴士宏，花一年半听收音机自学许国璋英语。获得英语专科文凭后，如愿被联谊大厦里的IBM公司聘用。此后12年，她从端茶递水的文员，一步步成为IBM华南总经理、微软大中华区CEO，被媒体称为“打工女王”。
吴士宏成为IBM雇员的那年，李阳从新疆勉强考入了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。没人能想到，这个高考英语16分、孤僻沉默的年轻人，会突然在大声朗读中找到疯狂的激情。在外语成为外企准入证的年代，李阳俘获大批虔诚信徒。
在那个年代，宝洁的管培生在快销行业可以横着走，入职四大的Auditor在90年代就能达到四五千的月薪；在领导面前，IBM的高管可以翘着二郎腿谈笑风生；而如果你挂着一只微软的工牌去衡山路喝酒，大概率会有妹子来搭讪。
需要指出的是：语言是个通识技能，外企招聘的主力是业务对口专业里英语好的毕业生，纯外语专业只是少数。不过，在当年大江南北的“英语热”背景下，还有大量待遇优厚的培训机构、外贸公司等能够容纳外语专业毕业生。
当李阳把万人朗读会办到故宫太庙跟前，外语专业“复合型人才教育培训”在全国高校烧起燎原之火。北京外国语大学光英语就有5种专业方向，对外经贸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肩清北，甚至创下一年狂揽16个高考状元的惊人记录。
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吴正浩书记说[4]：“当时但凡和‘国际’二字沾边的专业都吸引了无数考生报考，国际经济、国际贸易、国际金融等等，考生们梦想着通过专业的学习后能够和外国人做生意，从外国人的包里掏钞票。”
“当我在1997年访问中国期间，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、激情和创造力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也正是缘于这次访问，对我们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定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盖茨的高情商发言揭示了一个只属于新世纪初的事实：大型的外资公司能够利用其高利润的业务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，通过不菲的薪资轻而易举的吸纳最顶尖的人才。只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就能在时代的潮头上赚好几年差价。
这个赚差价的窗口期非常长，而在加入WTO之后，快速地增长的出口催火了外贸专业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“2003年招生大全”点击量多达4万多次，第一志愿上线多分的考生还焦虑地刷新网页，生怕不被录取。
职场小说《杜拉拉升职记》的作者李可，九十年代北大毕业，在外企打拼十年。这本书精确概括了属于1990-2010年的阶层跃迁路径：毕业工作几年后，进入500强跨国公司工作，一步步爬上北京国贸CBD顶层，成为中产。
在《杜拉拉升职记》洛阳纸贵的2008年，也是外语外贸最后的高光时刻。因为奥运会的举办，中国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全民外语热潮，之后便是金融海啸汹涌而过，外企在华纷纷收缩，杜拉拉的奋斗史再也难以复制。
2008年之后，外企光环褪却，薪资待遇在顶级央企和民企勉强，不再有昔日碾压级别的优势，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。而外语外贸等专业当年的火热，也是中国向世界学习、交流、贸易的重要基础，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否认。
若毕业在社会化媒体热议“高考应不应该取消英语”的今天，上海大学英语系本科生杜拉拉可能会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。
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、来自全国的17位市长、中外100多名记者共同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拍卖。竞标从200万起价，44家企业竞相角逐，叫价声此起彼伏，直到深圳特区房地产总经理骆锦星一锤定音——他高举价牌，喊出了525万最高价。
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场土地拍卖，它一改此前土地的无偿划拨制，为中国往后20余年的土地财政和楼市繁荣埋下伏笔。而1998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，中国开启住房改革——延续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被取消，居民住宅从此“货币化”。
买房，终于正式成为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开支项。而伴随商品房时代一同到来的，还有蹒跚起步的城镇化改造。那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有33.6%，远低于世界中等水准（46%）。修桥、通路、搭建基础设施迫在眉睫。
房地产和城镇化的两重历史机遇，让建筑和土木工程这两个专业，尝到了时代红利。
从招生来看，土木工程是清华、同济和东南大学等名校当年的王牌专业，只招600分以上的顶级人才。而王牌专业代表了最好的就业，在全国大搞建设下，他们流向了建筑设计院、各大房企以及中铁中建等施工单位。
而在建筑专业，有“老八校”和“新八校”之说，建筑专业的分数在这些学校里基本都排在前列。学子们在学校里通宵画图，毕业后进入万科、保利、龙湖、中海等房企，待遇高升职快，买房炒房近水楼台，属于风口中的风口。
1998-2007十年间，中国经济提高速度仅有12%，而房地产在拿地和新开工面积上的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1%和17%[15]。在互联网还是几行代码时，楼市繁荣保证了建筑土木人优于同龄人的就业和待遇，更成为打破阶级天花板的上升通路。
而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措，让两个专业加速起飞。一方面，四万亿的大水漫灌让基建投资飙升，09年基建投资增速42.2%，创下历史最高点[16]。另一方面，楼市被注入强心剂，再次迎来了长达10年的繁荣。
行业名场面出现在2013年。碧桂园老板杨国强对属下说：“给你30个亿，你去给我找300个人来。”自此拉开了地产商的“抢人大战”。碧桂园年薪1.92亿的总裁莫斌、第一位年收入过亿的区域总裁刘森峰等，都是建筑专业毕业。
2016年“房住不炒”提出之后，地产行业增速逐步放缓；而2020年“三道红线”出台之后，房企更是进入去杠杆的关键时刻，所有抱有侥幸心理的房企，都迎来了“残暴结束”。
建筑和土木的毕业生自然难逃行业趋势的碾压。B站up主“大猛子”学土木专业出身，靠记录工地日常走红网络。他调侃自己“来工地两个月，看着老了20岁”，更有经典语录：“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，却能招来一个大学生”。
二十年来，房地产成为孕育富豪的沃土，既让炒房群体享受到了流动性红利，也让从业人员赚到了远超时代的回报。当大基建时代和大地产时代结束之时，建筑和土木两个学科的“回报率”，也必然会回到社会平均水平。
通信工程这个专业，是第一个由于背后产业做到了全球第一，而成为多年高考志愿填报热门的专业。
这个行业的发展史，基本上就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的企业史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全国9亿人口只有不足200万台电话，但通信设施严重依赖进口，90年代电话装机费高达数千元，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让成本下降进展缓慢。
自此，中国通信行业开始了漫长的逆袭征程，从固化通信到移动通信，从2G到3G到4G到5G，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演进中，昔日的“七国八制”退出了市场，华为和中兴也逐渐挤进全球前五，前者更是反超爱立信，成为全世界第一。
世人都知道华为的薪水高，但到底有多高呢？据《创华为》一书记载，2000年其本科生月薪就有7000元，年终还有10-16万的分红，待遇远高于深圳其他公司，工科院校的电子通信专业整班地被收编的盛况，在当时非常普遍[10]。
1998年10月，中兴与华为都在清华园招聘。本是中兴先来，但华为高薪抢人，原本签约中兴的至少七成转投华为。2000年，重庆邮电大学电信专业毕业班，40多人有39人入职华为；东南大学30多人的无线个。
高薪的另一面，是华为的狼性文化和“奋斗者”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口诛笔伐，但即便如此，每年奔赴华为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。
对于寒门学子（华为最喜欢招的一类人）来说，下图帖子里的观点可能才是他们的共同心声：
2021年，被制裁下的华为全球收入6300亿人民币，全年发放的薪酬及其他福利费用超过了1300亿元人民币。按照其员工数量20万来推算，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超过了70万。老员工如果加上股票分红，拿到手的数字可能会更多。
理由是中国通信设施商崛起的同时，“外企”们都在凋零：北电破产，诺基亚和西门子的电信部门合并，摩托罗拉出售电信部门，阿尔卡特朗讯并入诺基亚……想在通信设施行业找一份朝九晚五、无须996的外企工作的确不容易了。
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：华为中兴占全球通信设施40%的市场占有率，对应的，如果全球通信行业的高端岗位有10000个，那中国就至少占有4000个。而在华为中兴尚未崛起的90年代，这一个数字可能只有500个甚至更少。
另外，这个专业的好处在于它的延展性：既要学焊电路板，也要学算法编程，所以既能往电子芯片等硬件方向走，也能往计算机互联网方向走，而一位C9高校通信专业研究生告诉笔者：“去不了网络公司，起码还有华为中兴可以保底。”
一个行业如果做到了全球第一，的确能够给本国毕业生提供足够的“就业纵深”。
04 计算机：流动性的神线年春天，红杉中国在京郊开年会，沈南鹏把主题定为“Mobile Only”。
往前一年，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层为了刺激内需，3G牌照提前发放，三大运营商大打价格战。往后一年，雷军开始紧锣密鼓做第一款小米手机，iPhone4在国内炒到上万，蜂拥而至的黄牛在三里屯苹果店的长队前大打出手。
挥别了通讯基建的辉煌年代，13号线尽头的北京邮电大学摇身一变，成为中关村最大码农培训基地，毕业生从三大运营商，分流向了BAT、TMD和创业大街上的孵化器咖啡馆。对北邮学子来说，这是一条通往人生幸福的快线：
在2022年的毕业季，最吊诡的一幕成了风口变迁的隐喻：抢破头进互联网的毕业生被无故毁约，原本无人问津的天坑专业却成为香饽饽——车企、半导体和风投高薪挖化学和材料人才，甚至有VC的新能源团队点名要化学博士[1]。
化学与材料此前一直籍籍无名，更是跟生物、环境等一起并列为“生化环材”，被贴上“天坑专业”的标签。
对于没有特别兴趣的寒门学子来说，需要坐多年冷板凳的基础学科，并非是最好的选择；
任正非曾经谈及芯片领域的“卡脖子”时讲道：“我们的祖国修桥、修路、修房子……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。但是芯片砸钱不行，得砸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……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？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？”
实际生活中，专业的选择与行业的景气往往是错配的，比如2012年学金融，四年后进银行喜迎降薪；2018年学计算机，2022年毕业赶上互联网大公司毕业典礼。
正如广场舞大妈的入场预示着牛市结束，人人趋之若鹜的时刻往往意味着行业的顶点，也是衰退期的开始。专业的选择与对口行业的兴衰看似充满巧合，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几次风口中，我们依然能找出一些规律：
比如90年后期，电力投资加速，各省份都在狂建火电厂。2003年，随着一大批高能耗行业投资完成，A股市场上钢铁、石化、汽车这些高能耗行业板块出现了一轮激情四射的上升行情，成为股民嘴里津津乐道的“五朵金花”。
等到众多品牌经历一番泥沙俱下，淘出最后的美的格力、小米OV时，往往也是行业渗透率到达天花板，高管纷纷把股权换成别墅、公司开始降本增效、老员工喜提毕业通知的时候。
即使是高景气度的行业，利润的分布也是不均的；卷烟厂的工人和富士康的工人都是工人，但由于在产业链的地位不同，待遇也千差万别。
行业的风口、资本的推动、时代的红利也许是那99%，但最关键的还是源于自身的1%。
